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是20世纪的一名天才型艺术家。自19岁主动踏出“栅栏区”始，他的艺术就如同其人生由自我主宰。在巴黎现代艺术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夏加尔来到这里接受艺术的洗礼，尽管身边充盈着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多个流派艺术的影响，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绘画特色。他的犹太身份和宗教影响始终潜藏在他的艺术内里，明亮的色彩和梦幻的构图始终聚焦对爱人和家乡的刻画，成为一代用画笔抒发精神世界的艺术巨匠，触动着整个世界。
身份与宗教
谈论夏加尔，其“犹太艺术家”的身份是绕不开的一环。长期以来，犹太教都限制着绘画艺术的发展，被犹太人奉为生活准则的《摩西十诫》明文规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依据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来制作偶像。”所以，犹太人主要在文学和表演艺术上有更多发展。出生于信仰犹太教的传统家庭，父母从事着犹太人擅长的小商业经营，未来的人生早早地被规划——做一名店员或会计，“艺术”和“艺术家”这两个词对夏加尔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他说：“‘画家’这个词如此奇怪，如此富于书卷气，似乎从另一个世界飞来的——它或许就要落到我的头上，可是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从来没人会说这个词，这是离我们非常远的东西。”
18世纪末到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俄国的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约有500万受到政治压迫和法律歧视，被要求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允许离开划定的“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但犹太民族始终牢固地保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称之为流散社会模式的典范。尽管生活贫穷，夏加尔的基本教育从未缺席，幼年他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对犹太教信仰，去到学校之后他接触到犹太教的基本律法等知识，并强化了民族意识。
维捷布斯克位于“栅栏区”的东北角，作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和铁路交通枢纽，19世纪末，随着政治解放和对文化身份的要求，俄国和西欧传来的文化思想首先来到维捷布斯克，并出现了追求世俗艺术的犹太艺术家。尽管此时的俄国社会仍旧弥漫着一股反对的情绪，但有一批人奋起抗争，立陶宛籍犹太人伊达夫·佩恩(Yehuda Pen)成立的绘画设计学校以培养犹太艺术家为目的。在上学期间就喜欢涂涂画画的夏加尔，加入其中，不仅学习到了绘画的基础技能，也崭露出艺术上的天分。
因为对艺术的追逐，长到19岁的夏加尔怀揣父亲挥到桌子底下的27个卢布，和朋友一起来到圣彼得堡进修艺术，后又前往巴黎。尽管青年时期就离开了家乡，但是源自犹太教的影响根植于夏加尔的血脉——从小接受拉比教育，父母是虔诚教徒，外祖父是教堂唱诗班班长，跟随外祖父进教堂令他无比激动：“法事开始了，外祖父被请到祭坛前去祷告，他祈祷唱赞美诗，反复吟唱复杂的曲调。此时，我心中似乎有一个小轮子在油彩里转动，又觉得好像有新鲜的蜂蜜在血管里流淌。”
犹太教的影响，一方面凝聚在夏加尔具有宗教隐喻的作品中，另一方面又支使他经常描绘圣经题材。前者如夏加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小提琴和他笔下一系列对动物的拟人描绘——小提琴是犹太教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会用到的乐器，也是最具典型的犹太乐器；犹太教认为牲畜是人类清洗自身罪孽的牺牲者。后者，如在希特勒上台后画的《孤独》（1933），在二战期间多次描绘的基督受难作品《殉教者》（1940）《磔刑》（1943）等。
夏加尔信奉犹太教哈西德神秘主义一派，这一派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达到与上帝结合，信奉者需要在生活中感知他无形的存在。这也是解释了夏加尔的艺术中经常可见空中飞行的马匹、拉着小提琴的鱼、直立行走的羊等拟人化的动物形象。这些看似与常理不合的存在，艺术家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满足，被赋予灵性、与人类平等的牲畜，混合艺术家制造的多重时空，艺术家获得了“我-你”的对话，即我与无形的上帝的一种交流。哈西德一派的神秘主张，为夏加尔的艺术留下梦幻和神秘的底色，这也是为什么夏加尔被形容为“一位充满宗教神秘气息的艺术家”。
主题与情感
夏加尔游离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多个现代艺术流派之中，一生跨越多个国家，体验了不同的文化，但仍旧保持着自我的风格。他将眼中的世界与真实的情感诉诸笔端，其中最为动人的莫过于对爱情与故乡的描绘。
“我一打开卧室的窗。就看见蓝天、爱情、鲜花随她一起飘了进来。”夏加尔以充满灵性的画笔将爱情的温暖迷人奏响，被誉为“上帝特意降落凡尘来歌颂爱情的小提手”。“爱”的灵感源自他一生挚爱的发妻贝拉·罗森菲尔德（Bella Rosenfeld）。两人相识于夏加尔从圣彼得堡返回维捷布斯克的途中。之后，夏加尔孜孜不倦地在画布上描绘给他带来热烈情感的爱人，创作了《生日》（1915）、《散步》（1917-1918）、《小镇之上》（1918）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画中的两人总是沉醉在爱恋之中，难舍难分，他们或怀抱、或牵手、或亲吻，漂浮在故乡的街道之上，立于静谧的夜空之下，同样出现在巴黎明媚的天空……
不幸的是，1944年，相伴近30年的爱妻贝拉因感染病毒离世。尽管后来夏加尔有了其他伴侣，但是贝拉始终是他的精神引导。夏加尔说：“她的沉默属于我，她的眼睛属于我。我与她似曾相识，她了解我的童年，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就好像她一直在注视着我，能洞察到我灵魂的最深处……我知道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我的另一半……”一直到晚年，夏加尔都不曾放弃用画笔回忆和追逐自己的这位缪斯女神。
“故乡”同样是夏加尔眷恋的主题。1906年，夏加尔与朋友结伴离开家乡，来到危险的圣彼得堡。在这里，他靠接受资助在学院进修艺术，一方面受到俄国先锋派艺术的影响，一方面也开始对巴黎产生向往。对艺术的求知召唤着他不断求索，他与“家乡”距离越来越远，但又离得那么近，他说：“我总是怀念我的故里，几乎我所有的画里都能看到。”他从不吝啬地用浓墨重彩去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烈情感，他深知故乡对自己的意义：“即使来到巴黎，我的鞋上仍沾着俄罗斯的泥土；从迢迢千里外的异乡，从我意识里伸出的那只脚使我仍然站在滋养过我的土地上，我不能也无法把俄罗斯的泥土从我的鞋上掸掉。”身在巴黎，故乡的形象却未曾远去，在《我和我的村庄》（1912）等一系列表现故乡的绘画中，维捷布斯克总是呈现一派静谧和谐的景象：村庄里的人们各有职责，挤奶工在挤奶、扛着镰刀的农民伯伯在迈步前进，远景的犹太教堂、民居伫立在宽阔道路的两侧……
